負面情緒是必要的，幫助你看到事情的兩面。

俄羅斯的盟國白羅斯則被拒於門外。首爾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申範植接受CBS廣播訪問時表示，從這次選舉結果可以看出韓國在國際地位的提升，加上日本也在非常任理事國中，可望在美日韓合作下，對北韓飛彈及核問題等議題加大壓力，促使聯合國強化應對。

聯合國安理會由15個成員國擔任理事國，美國、英國、法國、中國及俄羅斯為無任期限制的常任理事國，其餘10個非常任理事國有兩年任期限制，每年會選出5國更替。新獲選從2024年起擔任兩年非常任理事國是阿爾及利亞、蓋亞那、獅子山共和國、斯洛維尼亞及韓國，其中韓國為第3次當選，預期將與任期至2024年底的日本及常任理事國美國，在明年一年內密切配合應對北韓核問題。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參選非常任理事國的國家必須在出席選舉的國家中獲得2/3同意票才能當選，韓國這次得票遠遠超過門檻。《韓聯社》報導指出，韓國先前因非理事國，安理會召開北韓武力挑釁等相關會議時，只能以利害當事國身分參與討論環節及部分公開會議，對最終決議影響有限。

」從這次投票多少也能看出韓國未來在安理會就北韓相關提案可能面臨的阻力。而在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中國、俄羅斯偏袒下，近年安理會針對北韓的進一步制裁提案都未能通過。這一股邪說及壞榜樣洪流要是流泛到整個美洲，我們的宗教及政治體制會有什麼遭遇？ 政府的道德力量、我們那拯救歐洲免於完全解體的保守體制將伊於胡底？ 美國儘管承諾不干涉歐洲內部事務，也表達了他們不想要和歐洲有什麼結盟上的瓜葛，但是大部分美國人還是很關心歐洲的事物。

由於這一點，我們才知道林肯的蓋茨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有多重要。他們有那些建造共和國的特質，也就是公民的美德嗎？一八二一年，傑佛遜寫說：「我從一開始就很擔心這些人的啟蒙程度不足以建立自治政府。但既然想要實驗一下（共和主義），我自然祝願他們成功。他們，至少在白人部分，大部分都是自耕農，是傑佛遜所謂「上帝揀選之人」，也是公認一種最不會腐敗的公民，是建造共和國最優良的地基。

拉法葉把巴士底監獄的鑰匙送給華盛頓，就是要感謝美國人啟發了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的美國人相信一國人民若是對共和主義已有準備，遲早都會變成和他們一樣的共和國，所以他們就下結論說，自己只要好好做個自由政府，好好當個典範，自然就會順利完成將自由政府送到世界各地的任務。

經過血腥屠殺之後，最後只會落到軍人專制的下場。」 因此，美國人不但守望，而且鼓勵，十九世紀的每一場革命。他們必須是品格高尚之人。這種共和意識形態具有一股巨大的道德力量，與新教千禧年主義（Protestant millennialism）結合之後，使美國人開始感覺自己是上帝揀選之人，特別具有美德，尤其有責任要帶領世人建立自由與共和政府。

我們現在就是用這種姿態面對世界。他們自然不至於敵視，但就是同理心、熱忱參雜一種懷疑的態度，祝福混雜著一種高人一等的悲觀，由此滋長出一種焦慮，認為別的民族缺乏完成共和革命的社會條件及道德感。美國一直到林肯執政時代才承認海地共和國。這無可避免又賦予了他們的新共和國一種實驗性質，一種尚未穩定的感覺。

他對聽眾說：「我們對造物主及我們的公民負有重大的責任。有些歐洲人同意他們這種看法。

這種革命熱情當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一八○四年在新世界締造第二共和的海地革命（Haitian revolution）。世界的眼睛一直看著我們，我們的示範對於人類的自由事業或將產生決定性作用。

不過，歡迎歸歡迎，他們卻懷疑南美洲人有能力建立自由共和政府。美國人就這樣憑著一股冒險的精神展開革命。很多美國人隨之感到幻滅，認為歐洲人已無能力學習美國人建立共和國家。認為共和政府是一次危險的實驗，這個想法自始就一直存在於美國人的意識中。美國人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自己適合共和政府。他們確實沒有干涉，但是除了干涉，其他一切都做了。

一八二三年，美國宣布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告訴歐洲人從此不應再插手新世界。有人為叛軍募款，有人親自參與革命戰爭。

這一點，維州的威廉．沃特（William Wirt）一八三○年在巴爾的摩的一場演說中闡述得很好。真要說有什麼革命是模仿美國革命的，那麼拉丁美洲這些殖民地的叛變應該就是了。

美國人原來對未來非常樂觀，自此一變而為懷疑。美國人起初很自然認為法國大革命就是學習他們的美國革命而起，所以他們才會表示歡迎法國這場革命。

林肯在這一次演說中談到內戰是在考驗一個在自由中孕育的國家是否能夠長久。因此，他們的道德感變成了他們作為一個社會成功的手段。他們的共和主義實驗若要成功，他們就必須避免古羅馬因之而毀的奢侈與腐敗。在美國人眼中，歐洲的這些革命不論如何都是受壓迫的人民因為想要變成美國人那樣所做的努力，他們也想成為「美國人」（genus Americanus）。

奧匈帝國首相梅特涅伯爵（Count Metternich）發言嚴予斥責： 在他們那些不當的宣言中，（這個合眾國）譴責且藐視值得尊重的歐洲體制……他們任意無端抨擊他國，所到之處提倡革命，失敗之後表示遺憾，對可能興盛者伸出援手，對煽動騷亂的使徒施以助力，激勵每一個陰謀者的勇氣。但最重要的是，一七七六年的美國人認為自己是樸素、清貧、平等、有道德感、很特別的一個民族，是啟蒙社會科學所說，維持一個共和國至關重要的特質。

他們自此開始認為法國人意欲模仿美國人建立共和政體的意圖已告失敗。可是他們卻不情願直接涉入可能危及其自身之共和實驗的革命冒險。

法國大革命失敗了，並沒有讓歐洲變好。在十九世紀前半葉，特別是在內戰時期，大家對這一次實驗始終還是很懷疑，彼時整個歐洲還是以君主國家占大宗。

然而，法國大革命後來很快就轉為過度與錯亂，最後在拿破崙的專制制度下結束。不論是一八二一年的希臘叛變，一八三○年法國的七月革命，一八四八年歐洲的全面革命，還是一八七○年法國推翻法蘭西第二帝國，建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美國在本世紀歐洲所有的革命中，每一次都率先給予新的革命政權外交承認。這種懷疑很快就成了美國人看待拉丁美洲十九世紀前二、三十年爆發的殖民地叛變的態度。不過他們也知道這並不容易，因為共和主義需要人民特別具備一種道德感。

祂很高興我們受遣為自由政府的先鋒。美國人始終還是認為自己是最典型的革命國家，法國不是。

美國人從來不覺得這些革命對他們有什麼害處，革命理念的散播他們也從不畏懼因此，他們的道德感變成了他們作為一個社會成功的手段。

經過血腥屠殺之後，最後只會落到軍人專制的下場。他們知道自己正要開始一次「自主治理」的大實驗。